感悟与审思：影像中的生命之美-殡葬百科墓地网

感悟与审思：影像中的生命之美

发布时间：2023-10-10 浏览量：人次

“ 近年来，中国电影创作中出现了许多关注生命的作品，从《滚蛋吧！肿瘤君》到《人生大事》等殡葬题材影视作品，影片主人公面对疾病和死亡时表现出生命的坚韧和顽强。观众也能从中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并引发思考。在此背景下，我们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路春艳，为我们解读近年来的中国电影创作中关于生命的探讨。”

感悟与审思：影像中的生命之美

——北京师范大学路春艳教授访谈

路春艳，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鹏，戏剧与影视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

何鹏：路老师，您好！近年来的电影创作中，有很多影片触及到有关生命的话题，例如《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奇迹·笨小孩》，还有上映不久的《人生大事》《妈妈！》等。从影片中能看到主人公面对疾病、死亡时表现出的生命的坚韧、顽强，观众也可以从中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并引发思考。那么，今天的访谈咱们就围绕“生命”来谈一谈近年来中国电影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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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死亡，探索生命的意义

何鹏：首先咱们从去年暑期档上映的电影《人生大事》谈起，这部影片将关涉殡葬行业这个在国内看来比较稀缺的题材带入大众视野，同时也是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影片触及到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避讳的话题——死亡。请问路老师，您怎么看待死亡这个跟生命相关的话题？

路春艳：《人生大事》确实是近年一部倍受瞩目的影片，它涉及到的这个特殊行业也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了一个新的角度，但对死亡、对生命的认识倒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关于生死的探讨其实一直都有。比如，孔子说的“未知生，焉知死”，庄子面对妻子去世鼓盆而歌，这些都是圣人先贤对待死亡的态度。儒家学说也是一种人生哲学，它里面包含着对生命、对人生的看法。我想所谓的忌讳可能是在我们传统文化中，对死亡又惧怕又尊重的态度。禅宗五祖弘忍曾经说过， “世人生死事大”，凡夫俗子，生死的问题是大事。对禅宗来讲，面对人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悟生参死。悟生就是要了解生的意义，参死就是怎么面对死亡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对死亡的面对，反过来探求生的意义。我们把生死作为人生大事，在对生命的了解、对人生存状态的认知过程中去参悟死亡、面对死亡。所以我觉得这不仅是佛家对待生死的态度，它已经融入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成为中国人对待生死的一种态度。

殡葬行业确实是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个行业。虽然生死问题每天都在发生，但这个行业本身并不常出现在日常生活视野中。这个行业处理的问题以及面对的工作内容是非常重大的，它涉及到了我们对死亡的态度，而通过对死亡的态度，可以反观我们对生的意义的理解。《人生大事》的出现，虽然是中国影视剧中比较早描写这个行业的作品，但它又不等同于我们常说的职场电影。因为在这个影片里，男主人公继承的相当于是个家族生意，虽然影片中有他作为职业人对逝者后事的处理，但涉及的内容很少，讲的更多的是其他的话题，层次也比较多，对殡葬行业及生死的探讨只是作为背景，主要探讨的还是一种家庭伦理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何鹏：除了《人生大事》中涉及到殡葬行业，之前一部网剧《三悦有了新工作》也是如此，剧中的主人公是一名95后的遗体化妆师。从类型上我们可以把这两部作品归为职业类影视剧，当然它实际上重点不在这个职业上，而是通过职业的外壳来关照社会现实。您刚才提到殡葬行业及中国人传统的生死观的时候，我还想到李睿臖导演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在这部影片中，男主人公老马一直在找仙鹤，他惧怕被火葬，固守土葬，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一种生死观的表现。那么，路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一类影视剧对于“生死”题材的处理？

路春艳：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如果谈对生死的看法，我觉得《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是这三部作品中最有禅意的一部作品。它对生死的探讨是最接近于禅宗的，有点悟生参死的意味在里面。当然，它还不是很纯粹。因为影片里面涉及到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比如土葬、火葬，还有其他很多现实方面的因素，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思想文化中对待生死的态度。影片中老马的子女是没有认真倾听他的心声的，这不能用简单的是否孝顺去评价他们，但是这告诉我们，在社会转型期，在一个古老的民族经历了现代化的进程后，很多观念在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父子两代人需要去倾听彼此，就如现代与传统观念碰撞的时候，我们更应该静下心来看一看碰撞之后的结果，哪些东西能成为我们前进的一部分，哪些东西我们可以对它批判地继承。我认为这部影片的寓意就在于“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说了他们并没有听，所以老马告诉孙辈们，你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名就表达了老马在观念上的不同，但他的观念上的表达和沟通是处于一种阻塞状态的，所以他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离去。至于《人生大事》和《三悦有了新工作》都明确地碰触到了生死的问题，但是它们对此的探讨很有限，更多的是以殡葬行业作为背景板，谈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或其他社会议题。比如《三悦有了新工作》中中国式父母对子女严苛的教育方式；女性在职场上受到的歧视等等。而《人生大事》虽然有比较强烈的戏剧冲突，但这种冲突又给人用力过猛的感觉。这两个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它们把所有激烈的、鲜明的矛盾冲突都浓缩在几个人物身上。这让我们看到它对生死问题的探讨停留在了表面的题材设定上，并没有作出更深层面的表达。

何鹏：刚才您谈到这两部影视剧对殡葬行业的涉及比较表面，挖掘性还不够。那么我联想到同题材的日本影片《入殓师》，您能谈谈这部作品吗？影片中有哪些情节令您印象深刻？您认为这几部作品在创作上有何不同？

路春艳：《入殓师》和这两部作品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以殡葬行业为题材。我们也可以讲，三部作品都是职场影视剧，但是在叙事和表达上，它们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入殓师》有日本电影注重细腻表达的特点，整个影片没有那么多的惊涛骇浪。对比起来，《人生大事》在观影时有一种惊涛骇浪式的体验，一会儿孩子丢了，一会儿父亲去世了，你的情绪一直在戏剧冲突中起伏。《入殓师》从开始就接触生死，每一个经过主人公之手入殓的逝者，都是有惊涛骇浪的故事的，但所有的处理都是静水深流式的。这种风格其实是日本电影总体的特征，它在一种很细腻静谧的氛围中描写人生，把职业的细节冷静耐心地描摹和交代了。所以关于人的感情、对待生死的态度和认知能够引发观众的共情，共情来自于哪？来自于细节。片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主人公大悟所接触到的每个来到殡仪馆的家庭都有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但这种荡气回肠一进到殡仪馆就化成了平静，在平静中娓娓道来，与大家产生共鸣。影片就用非常细腻的方式，把对生命的追问、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命题以及大悟本人的艺术经历融合在一起。大悟是个艺术家，入殓过程也是一种艺术，对逝者的穿戴、仪容的整理本身就是艺术。从表面上看是大悟开始一种新职业，其实是在从业的过程中，悟生参死，开启了新的人生。这部影片大量的细节做得非常扎实。而《人生大事》中，我记得只有一段，主人公和父亲去为出了车祸的朋友整理妆容，爸爸说了一套行业术语，儿子去实施，但没有其他细节了。

所以就这个话题，你提到的这些片子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谈：一个层面我们可以从对生死的问题，也就是对待生命的态度和认知来谈；另一方面从一种类型，就是职业剧或职业电影的角度来讲。日本职业剧题材的内容非常广泛，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医生、律师、厨师、教师等，甚至是房产中介。这些职业剧为什么获得了大家的关注？一方面它们把职业本身的内容做得非常通透，能够把行业本质性的东西和伦理的、情感的话题或对生命的感悟、对人生的理解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医疗剧中关于医疗行业的内容，它用了大量生动真实有质感的细节与情感，把对生命的感悟、伦理、社会等议题融合在一起。2014年的日本影片《哪啊哪啊神去村》中，小伙子高考失利后来到了很边远很传统的一个山村里做林业工人，一年后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影片里有大量关于山区林场工人的日常描摹，也有人情世故的表达。像这种职场电影，把我们不太关注的职业带入大众视野，在故事的叙述中，让我们去体会生命的意义，还带来很多层面的思考。

不管是医疗剧也好，还是直面生死问题的行业也好，我们要把这个职业的日常把握好，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表达对生死、对人性的理解、对社会现实的反思等。《人生大事》《三悦有了新工作》等作品是中国影视剧创作的一个新气象，我觉得很好，至少在题材上进行了拓展。同时，也能联系到我们每个人对人生、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引发共鸣和思考。

何鹏：我想起电影《入殓师》里大悟刚去做这个工作，当看到社长为一个往生者入殓时，响起大悟的内心独白：“让已经冰冷的人重新焕发生机，给他永恒的美丽。这要有冷静准确，还要怀有温柔的情感才能做到。在分别的时刻送别故人，静谧，所有的动作都如此美丽。” 而在仪式结束的时候，往生者的丈夫对入殓师说：“今天是她最美的一天！”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被深深打动，也会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可贵和对生命的敬畏。另外像《三悦有了新工作》中，做临终关怀的医生对三悦说：“我是生的守门员，你是死的摆渡人。” 影片通过这些情节，也许能够渐渐地消除观众对这个职业的恐惧，带来更多生命意义的思考。当然，我们也不能期望一部电影、一部剧、一篇文章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死亡的认知，但我觉得只要不断地更多地去谈论这个话题，让死亡成为一个日常的课题，也许观众就会渐渐平静地去看待死亡。我想这可能是这类创作的另外一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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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叙事，承载生命的故事

何鹏：路老师，纵观这几年的中国电影创作，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这种特殊题材的作品外，还有一些影片通过疾病的叙事方式讲述有关生命的故事，比如，韩延近几年创作的2015年的《滚蛋吧！肿瘤君》及2020年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从中可以看出创作者的生命态度。您怎么看导演对这一类“抗癌”题材影片风格的处理？

路春艳：这几年学界对疾病叙事有一些讨论。所谓的疾病叙事，其中隐含着一些伦理的主题，比如家庭、社会、生命、经济、政治等，通过疾病表达伦理的主题，进而完成对生命的思考，不管是哪一种具体的病症在当下都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创作。疾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医患关系的矛盾、人们对美好健康生活的期待等等，与目前医疗资源仍然相对紧张匮乏的社会现实所造成的冲突也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围绕着疾病创作的电影关注现实，这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

当然，各个作品中疾病叙事所隐含的伦理主题及表现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也不能去苛责。像刚才你提到的两部作品，都是在既定的叙事框架内完成了表达，而且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感动、共情和思考。但如果把电影作为艺术，对接下来的创作有更多期待的话，我们对当下疾病的叙事可能还要有点超越。我们对生命的体悟和对人生意义的认知，最终是要有一种对疾病和死亡的超越的态度。比如医患关系，现在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从患者的角度来叙事的，其实将来银幕上还可以有更多从医者的角度来探讨生命的作品。

近几年电视剧领域有很多医疗剧，我相信电影领域将来也会有更多从医生视角对医患关系的呈现，这是当下中国人非常关注的一种关系。另外就是这里面蕴藏着社会、经济、现实层面的问题，疾病可以致贫，使一个家庭陷入绝境，像《我不是药神》所揭示的。从这个层面来探讨疾病的作品可能会陆续产生，不仅仅局限于《滚蛋吧！肿瘤君》或《送你一朵小红花》这种情感伦理层面的探讨，当然这种伦理层面的探讨也是非常可贵的。期待有更多的维度，包括刚才提到的医患关系，由疾病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方面的现实以及人们在重获健康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等困境的探讨，我想这些方面的拓展是中国影视剧未来创作中很值得期待的一个题材方向。

何鹏：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作品中，其实它的处理方式非常多，就像《我不是药神》通过疾病涉及到伦理层面的、法与情的思考。像韩延的作品中话题本身比较沉重，他的处理，像《滚蛋吧！肿瘤君》用一种喜剧的方式，或者《送你一朵小红花》前半部分是一种喜剧的方式，之后转向一种沉重主题的揭示。您觉得这种处理方式是单一的吗？或者还有没有别的更多的空间？

路春艳：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是创作者的一种选择，我们可以用一种最轻松的方式讲最沉重的话题，也可以用最沉重的方式讲最轻松的话题，关键是看你怎么去讲述。用什么方式和类型框架来讲这个故事很重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怎么理解电影？电影不同于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它是用影像来讲述故事的，那么这种影像本身为什么能成为艺术？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在表达一种思想，也就是说创作者是以光影的形式在提供一种他对人生、人性、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思考，影像本身就是他思考的成果。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职业剧和职场电影，在电影当中首先要有关于这个职业本身的工作流程，但同时表达的情感也是一点点堆积起来的，就是所谓的细节，而不是用一个大概念或是一个冲突就想解决所有的情感问题。我们对一个职业的认识，是要通过这个职业的一点一滴来认识它，情感能产生共鸣也得是通过一个个细节的累积。

所以我觉得形式本身可能有多种，但是最核心的还是得有思想，有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这其实决定了你的技巧。有时候我们评论的时候会说内容挺好，技巧没跟上，其实是不对的，有时候价值观其实决定了技巧，在某种程度上，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你的认知实际上就决定了你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它。

何鹏：我想这也是不同导演所表现出来的个人化风格或者作者化风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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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关怀，探讨生命的尊严

何鹏：除了刚才探讨的疾病外，我们在这个话题中还要关注老年人群体。老年人是国家和社会特别关注的一个群体，在当前老龄化不断加剧的社会背景下，一些探讨生命尊严、父母与子女间的疏离关系以及与阿尔茨海默症做斗争的话题被搬上了屏幕，如电视剧《嘿，老头！》《老有所依》《都挺好》等，电影《桃姐》《飞越老人院》《老兽》《妈妈！》等。这些影视剧将目光聚焦在老年群体，既呈现问题，也提供了一些解决路径。请您谈一谈老年题材的影视剧与生命话题之间的联系，在这类题材的影视剧中什么样的作品会引起您的思考？

路春艳：我们是有一种按不同群体划分电影题材的习惯，比如老年、青年、儿童电影等。确实最近这些年表现老年群体生活的影片相对多了一些，可以说我们的创作呈现出了不同的样貌，还是挺好的。尤其最近两年又有一些从阿尔茨海默症来切入老年人生活的影片，特别有社会意义。老年人群体特征还是很鲜明的，如有着丰富的阅历和体验，在回望人生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想法，他们生活在一种社会关系当中，主要是跟子女的关系，同时还要面对来自于疾病的困扰，创作维度还是挺多的。对老年人的关注，其实角度可以再放开一些，老年人的生活并不是跟年轻人或者跟其他群体截然分开的，老年人的生活也是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个构成部分，不是隔绝开来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其实更多的是需要去观察人，不是因为他是老年人，我们去关注他，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或者他是有独特故事的人而关注他。从这个角度出发可能我们的创作就会更生动，而不是仅仅关注了这个群体，知道了这个群体的特点，然后把老年人单独拿出来创作了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可能就跟老年人实际的生活有很大的差距。所以真正好的作品，在世界电影史上栩栩如生的老年人形象，往往都是跟孩子、跟动物等，也就是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来塑造的。所以我想，要把老年人首先作为人，去关注这个人的生活，他碰巧有很多生活的阅历和经验，对人生有很多的体悟而已。这样也许带来的震撼力会更大一些，而不仅仅是创作给老年人看的或者专门拍老年人生活的。

何鹏：您这个观点非常好，老年人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单元，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影片《蝴蝶》《普罗旺斯的夏天》等等，就是跟其他的一些群体联系起来去观察老人，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观点。近年来，随着老年人群体当中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率逐年增高，甚至有年轻化的趋势，电影创作开始关注这一现象。例如，美国影片《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获得了很多好评。影片以一个全新的思路，完全以患病者的主观视角呈现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过程，让观众从中体验到患病老人的无助、无奈以及亲情之爱。最近国产片《妈妈！》也表现不俗，片中50多岁的女儿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受到70多岁年迈母亲的照顾。这是中国电影一个全新角度的创作。那么您怎么看中外创作者对这一题材的处理方式，也请评价一下这部影片。

路春艳：最近这些年，世界影坛出现了一些有关阿尔兹海默症的作品。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14年的美国影片《依然爱丽丝》。女主人公是一位50多岁的语言学教授，影片讲述了她患病的过程，她逐渐失去了语言的能力和照顾自己的能力。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就是她女儿陪在她身边，她已经不认识女儿了，但是她仍然说出了“LOVE” 这个词。又比如《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为什么它受到大家这么多的赞赏？我个人认为它对病症的发展有一个非常细腻的呈现。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世界是完整自洽的，这部影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世界如何从一个完整自洽的个人空间成为碎片，直至他自己完全遗忘，这是一种毁灭。影片如此之细腻，讲究细节，带给人的震撼是非常大的。

它通过影像的方式让我们感同身受，去体会生命的意义。这部影片和《依然爱丽丝》的维度不一样，后者也讲述了一个人患病之后逐渐崩塌的过程，但最终落在了亲情、爱；而前者对诸如时间、生命的历程等终极关怀的问题，带来了影像思考。所以这两个电影从两个方向上给我们带来了对疾病的认知和对生命的思索。谈到中国电影《妈妈！》，电影的立意本身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它和上面两部影片不太一样，因为它隐含了一些社会议题，你不能把它只看成是一个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电影，它有很多表达上的诉求，我们也可以有很多层面的解读。阿尔茨海默症作为一个世界范围内都很关注的病症，它对人的破坏性和毁灭性是非常巨大的。当我们呈现它，讲述它，让更多的人认识它的时候，人类就有了更多的勇气来面对它，它才会变得不那么可怕。所以无论从社会现实层面，还是从艺术层面来说，我觉得它都很有意义。

何鹏：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会经历两次死亡，一次精神上的死亡，一次肉体上的死亡。《妈妈！》对此作了全面的呈现，虽然就像您说的影片中隐含了很多的社会议题，但我在观影过程中发现，片中常常出现“女人不一定是母亲，但一定是女儿”“母亲是母狼，保护幼崽是天性” 等这样的台词，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刻意，不那么接地气，不那么日常，影片对母女日常生活的细节也有点偏少，太集中于母爱的层面了。请问您怎么看呢？

路春艳：首先，这部影片的编导对阿尔兹海默症是做了功课的，对这个病的特征以影像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这个病为什么在全世界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它对人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摧毁，还有精神上的摧毁，而影片对这个过程的呈现还是比较细腻的。至于你刚才提到的金句，我觉得其中可能有一个原因，影片中的母女是知识分子，她们的对话并不多，多数时候是沉默的，也是很默契的。所以这些台词中可能有象征意义和隐喻，这也基本上符合人物形象，也能够体现出她们自己的视角，在这个方面我没有觉得特别刻意，但恰恰从这些台词当中体现出来的对母女关系的认知，我认为还可以再进一步地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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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关系，关注生命的困境

何鹏：您提到的母女关系也是我接下来想问的问题。近些年，我们的创作中出现了很多由生命逝去为引子来展开讨论家庭关系的影片，最多的可能就是母女关系，如《妈妈！》《送我上青云》《你好！李焕英》《关于我妈的一切》《相爱相亲》等。在这些影片中，男性被淡化处理，从而让渡出一个展现女性形象的话语空间，并以当代女性在家庭、事业中的身份、地位、选择等来呈现生命的困境。请路老师谈谈这类女性视角的家庭伦理片在人物关系、形象塑造以及性别话题中发挥的作用，它们在表达生命观方面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路春艳：近几年国产电影中确实出现了一批塑造女性形象、探讨母女关系的作品。在我们以前的电影中，更多愿意从性别的角度来塑造女性形象，在和男性的对照中，对比女性的心路历程、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和遭遇的困境等，但现在的作品从性别的视角开始转向了对母女关系的探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也是当下家庭关系中非常值得探讨的一组关系。

例如，2019年杨明明的《柔情史》，杨荔钠的“女性三部曲”。这些影片的编导本身就是女性，影片也有她们自身经历的折射。那为什么说母女关系这么独特呢？用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叫母职，母职更多的是在家庭空间中和孩子们相处。在同一时空中，母女的接触要远比母子更多更频繁，也更深入，另外母亲也更易成为女儿在成长过程中的引导者。所以在一般意义上来讲，母女关系所涉及的现实生活的牵绊、精神上的关联都比其他家庭关系更为独特和醒目。

这些影片，都不约而同地把母女关系拿出来讨论，这也是一种互为镜像吧。母亲在女儿的身上要看到自己的希望，而女儿在母亲的身上好像看到自己的未来。母亲老在说我是为你好，所以我要对你有束缚；女儿会认为我就要和你不一样，我的未来和你的未来不一样，所以要挣脱母爱的这种束缚。这是把这种母女关系的伤痛展示了出来，同时这也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因此，影片对母女关系、冲突、和解的呈现给观众带来对家庭关系、进而对生命的看法，也有了反思。

何鹏：路老师，您觉得当下的时代环境中什么样家庭关系的影片更能吸引观众？

路春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我的认知回答一下。在母女关系中，爱和伤害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一体两面的。母亲以爱的名义给女儿所给予的一切，可能不知不觉中也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伤害。另外，母女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互为镜像了。母亲从女儿身上看到她自己的影子，女儿也很悲哀地发现，自己其实也长成了母亲的样子。母亲在实践母职的过程中，她可能也要不断地去纠正自己。女儿也随着成长，更多地去理解母亲。在互相的理解宽容中，走向一种健康的关系。当下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焦虑，比如，母亲有育儿的焦虑，孩子有成长的焦虑。还有一种时间上的焦虑，担心女儿大了就成了“剩女”，其实这是一个对女儿婚姻、家庭未来筹划上的焦虑。育儿的焦虑更大，希望子女成才，这都是可能会引发矛盾冲突的原因。

《你好！李焕英》中为什么妈妈的形象会受到观众的喜爱和认同？因为我们看到李焕英作为母亲，她对女儿身材、学业等诸多的不完美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影片重塑的母女关系带给观众的是一种轻松、快乐。我个人认为在孩子自立以后，母亲就应该放手，成为孩子的坚实后盾，也就是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出现，但是孩子不需要你，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情，因为你已经完成了成长过程中的陪伴。就像你说的《关于我妈的一切》中的母亲形象在今天看来，她很感人，但她没有给我们带来一种对生活、对母女关系、或是对家庭关系的新的认知。所以我一直认为对生命的认识应该有哲学的视野，也就是说你该到放手的时候要放手，让孩子们去自由地成长，如果想把自己的母职无限地延长下去，对孩子来讲可能是最大的束缚。

何鹏：像《你好！李焕英》其实从青春叙事角度以“姐妹之情” 重塑母亲的形象，包括《送我上青云》中胜男和母亲是一种倒置型的关系，女儿“反哺” 母亲，这种设计不同于《关于我妈的一切》中单向的母爱的束缚，这样的作品转化了思路，让观众看到了一种比较新鲜的关系。

路春艳：当然女性的成长有很多方面，比如社会、家庭，但我觉得女性的成长是和母亲的关系最为紧密的，母女关系会成为大众文化或艺术创作的一个主要的题材内容。其实对它不断地深化，以各种方式各个角度去讲述，对我们认识和重建良好的家庭关系是很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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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发挥生命教育的作用

何鹏：路老师，在我们谈到母女关系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关于爱的教育、生命的教育，这也是下面我想跟您聊的一个方面。您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如何看待“生命教育”？在当代大学生或者一个人一生的教育中，我们是否有必要开展生命教育？尤其是面对当前的一些大的社会突发事件，如03年的“非典”、08年的汶川地震以及新冠疫情，还有一些人轻生的事件等，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生命教育”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有多大？

路春艳：你提的这个话题是特别有意义的。生命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生命教育应该融入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把生命教育的理念贯穿到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一个孩子的成长是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合力来完成的，生命教育一定要有哲学的视野，这样才能拓展空间，才能使生命教育具备一种人文关怀。

如果没有这样的维度，仅仅说要尊重生命，要理性地看待死亡等等，太狭隘了。我们把生命教育在哲学的视野中去理解，才能更好地把握它的内涵。比如理解个体生命的唯一性、不可逆性、有限性；在价值层面去追求真善美；了解生命的偶然性，学会从偶然性中去把握必然性，等等。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面临一些无法选择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接受这种存在，在存在的情境之下，我们要调用创造的潜能，努力地去改变现状，不断地调试自己，适应它，改变它，然后接受它，这些都是生命教育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些实际上是我们对生命本质的认识，生命的本质就是由很多偶然性构成的，我们正确地认识它，才能够把握生命真正的内涵。不是说生命教育只有生死观的问题，还包括我们对生命过程中价值的追求以及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当然这只是我的粗浅的理解。总而言之，生命教育它应该是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合力，把生命教育融汇在家庭关系、学校教育中，融汇在社会当中。

何鹏：刚才您说到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三悦有了新工作》。一开始，三悦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她找工作不断碰壁，就想退回家中躺平，整个人都很丧，包括《人生大事》中，莫三妹因为坐过牢，和父亲有矛盾，所以他很丧。这种“丧”和“躺平” 也是当下年轻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您认为“丧” 或“躺平” 是不是另一种我们要认识的生命态度？

路春艳：首先“丧” 和“躺平” 这两个概念我觉得是很复杂的。在当下语境中，这两个概念背后的含义需要有很深入的对社会的观察。我个人不建议对它做积极的、消极的这样单向度的理解，这里是有生命态度的。我们刚才讲到的母女关系中，一个母亲对女儿过多的关注，可能会导致这种母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束缚。跟这个问题相连的还有一个问题，母亲或是家庭对孩子的忽视。

其实我们的过度关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忽视，忽视带来的伤害一点都不亚于过度的关注。表面看来我们特别呵护孩子，你看现在的父母对孩子的学习生活时间安排都有精准的计算，这是一种关注，但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忽视，因为它不仅仅安排了孩子们的身体，同时也安排了孩子的精神世界。孩子没有发呆的时间、冥想的时间，他忽视了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精神世界，他需要放空，需要某种程度的任性，需要有心灵的自由。

那么所谓的“躺平”和“丧”，我从我的角度来做一个解读。《人生大事》中的莫三妹是为遭受委屈的女友出头才进监狱的；《三悦有了新工作》的三悦在自信满满地大学毕业后，在职场上历经挫败。难道父母就不能允许他们躺一会儿，放空一段，让他们能有一个自省的过程吗？现在的一切都太快了，都想立竿见影。我们希望犯了错的莫三妹出狱后就应该悔过自新，立马斗志昂扬投入到新的生活。就像他父亲一样，希望儿子立刻把家族事业能够传承下去。但是他是独立的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在经历了挫折后，难道不需要有一段时间来疗愈吗？人都有挫败的时候，如何面对挫败也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人不仅仅是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消极的情绪，有痛苦，有迷茫，这不是很正常吗？

所以在《哪啊哪啊神去村》中的男孩就经历了这个过程，然后怎么办？他给自己申请了去当护林员，到一个很远的小山村去。这个电影就很耐心地讲述了他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小村庄的人，其实他周围的人都有“丧” 的故事，也都有自己内心的伤口。但这个影片告诉我们，对人的成长要有耐心，这也是生命教育，要接受人的不完美。“躺平”“丧” “佛系” 等词语有一定的概括性，也敏锐地碰触到了当下社会中的某种心理状态，但不论是做学术还是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不能把它作为标签去贴给孩子们、年轻人或者周围的人，这些词只能说是描述了一种生活状态，它是有局限性的。

何鹏：那我们回到电影上，路老师，您是一名电影研究者，您认为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在生命教育当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路春艳：电影在生命教育当中肯定可以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不要夸大它的作用。也就是说电影可以成为一种方式，一种途径，比如含有深刻思想和启发意义，对人生价值、生命意义发出追问的、具有深刻人文内涵的优秀影片，可以作为生命教育的一种途径和方法，这也是电影作为艺术的价值所在。艺术就是一种人类追问生命意义的重要方式，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宗教、哲学等等。

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也可以鼓励有兴趣的孩子们去拍摄，去用影像来表达他们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比如他拍了一个关于他和他同学的故事，或者做了一个小纪录片，采访了他的爷爷奶奶，看到长辈们对生命的看法，这也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培养孩子们用多种手段去表达，在表达的过程中就有他自己对生命意义的思考，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何鹏：说起这个方式，我想起日本电影《小猪教室》，电影中，老师带了一头小猪跟同学们一起来喂养，经过三四年之后，最后决定小猪是否被吃掉。这种方式可能在我们的教育环境当中是比较难以实现的，或者说是比较极端的。

路春艳：从旁观者看来，这种方式也不算极端。如果说教育环境允许这样的方式，比如它是一个实践课，像我们小时候上过自然课、科学课，我觉得是可以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生命教育，让孩子们知道食物是怎么来的、人和自然的食物链是怎么构成的。这是一个挺好的实践过程，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去认识生命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何鹏：其实我觉得电影在生命教育当中还有一个功能，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比较忌讳谈论死亡，那么电影间接地发挥了一种生命教育的补充功能，就是观众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把自己带入到一些生死故事中，来满足观看和体验情感的心理需求。

路春艳：可以这么理解。

何鹏：比如像《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有美国影片《阳光小美女》，它们在谈生死或生命教育时的处理方式不一样，通过患者的积极态度来帮助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认识到生命的意义。我们谈到生死话题的时候，也不一定是阴郁的、低沉的，也可以用积极乐观的方式给观众一些力量和向上的勇气，这个作用也是有的。电影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载体，它不是系统的理论，也没有标准答案，可能比我们空喊“生命很可贵，你要珍惜” 这样的口号更有用，观众可以通过电影故事去思考有关生命的话题。说到电影的这种作用，我曾经还看到过一个观点，有人说电影是虚构的，虚构的故事怎么能够展现真正的生命态度？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路春艳：除了纪实文学和纪录片，文学艺术大多数都是虚构的，虚构不等同于虚假。虚构是讲述生命故事的方式，但是这里面会有大量有关人的历史和现实。通过这种虚构，它最终的目标是要建构一种真实，而这种真实是加引号的真实。所以在电影当中，创作者和受众形成了某种默契，这个默契是什么？就是你带给我的不见得是本质上的真实，因为观众在走进影院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看的就是光影而已，它不是真实，电影带给我的就是一种可信就够了。

我们看到的虚构的作品，在细节、物理性真实的基础之上，它实际上是建构起来一种情感的真实。很多关于历史的影片，它的环境、道具都很讲究，关于环境这个物理性的外壳尽可能地去还原，但主要的人物可能是虚构的；但这没有关系，因为艺术的虚构就是一个载体，它让我们去探寻真实的人性，去探求在某种历史环境中人生的真谛。在虚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生命伦理、人生意义的追问，这是没有问题的。很多时候，乐观是一种态度，悲观也是一种态度，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我觉得电影在生命教育中的作用和意义，在于好的电影能够引发人们对人性、对生命进行更多维度的思考，引发观众的共鸣就可以了。

何鹏：所以说电影里展示的是一种生活的故事、生命的故事。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可以打通情感和思想。通过观看电影，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讨论关于生命的话题，引发观众的思考。我想这也许是电影在当下生命教育当中能够发挥的意义和价值了。

（全文完）

路春艳：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传媒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入选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计划。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类型电影叙事策略及价值观研究”，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中国电影与都市文化”、十二五规划项目“北京影视创作与都市文化”，国家广电总局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对外交流研究”等。目前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景观研究视域中的新中国电影研究” 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类型电影研究”。著有《中国电影中的城市想象与文化表达》《中国类型电影叙事策略与价值观研究》《互动与融合：中国电影文化研究（2000-2019）》等著作，在《当代电影》《艺术评论》《北京社会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何鹏，戏剧与影视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

来源｜四川戏剧（月刊）

作者｜何鹏　路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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