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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固化的模式，从数十万年前开始的有意识的埋葬，人类基于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活需要，当然也基于对于死亡的不同认识，形成了五花八门的殡葬方式，既有土葬等较为普遍的形式，也有天葬、水葬、火葬、悬棺葬，甚至腹葬等形式，人们选择这些葬式，都有文化和信仰作为其支撑并获得族群的普遍认同。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殡葬成为象征性大于科学性的文化，等级化、来世观念等被置入殡葬的所有形态。与信仰相结合的殡葬被放大为世俗社会的镜子，成为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在中国，甚至出现帝王即位就开始营造陵墓，并以巨大的财力投入来完成这种工程，汉代甚至达到其赋税的三分之一。

当然，这种以“回归”另一个世界而另一个世界在地下也叫阴间的信仰，建构了中国人的土葬及其相关的丰富文化，并成为数万年来的主流。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的多样性和信仰的多样性。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发现有火葬的遗存，如甘肃临洮的寺洼文化和辽宁新金县双房石棚墓葬内的火烧人骨，就是明证。至于西北的民族历来就有多种信仰，包括拜火信仰和佛教信仰等。仪渠人在春秋战国时生活于秦国之西甘肃一带，属于古代羌族的一支，据《墨子·节葬下》载，“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对于羌族人坚定地信仰死后火化才能进入另一个世界，《荀子·大略篇》载，“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也，而忧其死不焚也。”说的是氐族人和羌族人不怕战争中被俘虏后的捆绑，但却担心自己死后不被焚化。焚化也即今天的火化或火葬。这种以火葬作为信仰的结束或归宿的葬法，在历史上佛教徒中是非常普遍的方式，其中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火葬也成为一种僧人并最后成为一些信徒的葬法。到宋代时甚至成为城市中非常盛行甚或是主流的葬法。当时的吴县（今苏州）“合城愚民悉为所诱，亲死肉未寒，即举而付之烈焰，杈棒碎拆，以燔以炙，余骸不化，则又举而投之深渊。”说明影响之大，施及之广。因此，当下的殡葬改革，很难说就是对于历史上的土葬的一种变革和科学上的一种改进。

当然，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变革和一种适应新的时代的文化形态出现并成为政府或社会主流推动的文化。从宋到元到明初，火葬都是非常主流的一种葬式，直到明代从政府开始的禁止火葬。然而，做为信仰支撑的火葬，却从来没有在佛教信徒及一些民族地区阻断过。历史进入20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大举影响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土地集中与增殖，使传统的殡葬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

但这种变化并不仅仅在葬法上。从清到民国，在殡葬方面的改革，主要是从变革所谓封建迷信习俗和旧朝的繁杂仪制开始的，一是创制国葬和公葬，这主要是针对有公于国家的人士，伟人和政要，以国葬礼进行，有贡献于国家者则以公葬进行；二是开创追悼会的先河，称公祭。实际上是国葬、公葬和个人的葬礼都以公祭的追悼会形式来完成，有规定性但又可以繁简面行的仪式程序；三是对丧葬礼中仪式规范的改革，于1928年制订了《礼制案》之《丧礼草案》对殓服、丧服进行规定，对丧事过程中的一些旧俗，如纸扎、旗锣伞扇、神主、锡箔、纸烛、纸盘、冥器等物，一概废除，并禁止各种仪仗（当然实际效果并不如人意）；四是设立公墓和取缔停柩不葬习俗，推出《公墓条例》（1928年）和《取缔停柩暂行章程》（1929年）等，改变历史上只有义冢的现象，这是民国时期在殡葬改革方面的最大贡献；五，提倡简葬，反对厚葬久丧，包括禁止大操大办和借机大吃大喝等浪费行为，但实际效果也不尽如人意。这些改革的效果总体上还是值得肯定，久丧、长期停柩不葬、僧道活动、风水迷信等都得到了一定的改观，丧仪简化了，居丧方式改变了，佩黑纱、追悼会和城市中的公墓集葬等方式逐渐被世人所接受。而此期，火化后的公墓葬制没有成为主要的方式，从政府到民间的共识是既有引导，也承认或施行文化的自由生长。

因此，从政府而至民间的殡葬改革，主要是指在公墓制基础上的火化，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事。2006年《社会福利》第5期发表署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的文章，题目叫《中国殡葬改革50年可圈可点》，认为1956到1984年是中国殡葬改革倡导阶段，不过这儿的殡葬改革首先是指火化方式。1985年国务院颁布了《殡葬管理暂行规定》则开启了殡葬改革的新进程，随后有多个省市出台了地方性的《殡葬管理条例》和《殡葬管理办法》；而民政部则成立了101研究所，1982年研制成功了第一台火化机，中等和高等教育中建立起了殡葬管理专业，建立殡葬业协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召开多次全国殡葬管理工作会议，1997年《殡葬管理条例》正式由国务院颁布实施，则标志着中国的殡葬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依法殡葬的新阶段。而殡葬改革的目的指向，就是每年能“节省数万亩耕地，百万立方米的木材，数百亿的丧葬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殡葬改革，实际上也与党和国家领导的提倡是分不开的。1956年，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签名响应，死后遗体火化，周恩来本人不仅在早年，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一起身体力行进行殡葬改革，包括对家族墓地的平坟工作，后来，他与邓颖超商量，死后不仅火化，还要把骨灰撒了。他说：“人生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人死以后，火化遗体，不占地盘，骨灰撒向山川大地。落在地上的，作为植物的肥料，落到水里的可以喂鱼虾，继续为人民服务。人类的循环就永远是生生不灭的。”事实上，周恩来的也确实在死后撒向祖国大地。而邓小平在去世后，骨灰也撒向了大海。 

1997年《殡葬管理条例》出台后，殡葬改革集中在城市、东部沿海省市推进火化工作，各省市的进程不一致，中西部地区的民族地区，也包括农村地区主要还是尊重传统的殡葬方式，以自由自愿选择埋葬方式为主，因此，土葬是主流。

2012年《殡葬管理条例》修订后颁布，全国各地的殡葬改革迅速地向前推进。而从殡葬改革具体实施的情况来看，主要还是集中在火化和改变棺木盛殓的方式方面，同时，大致有着可自愿地选择完成繁简不一的传统习俗仪式。但各地在推进过程中，采取的方式方法不不同，有的和缓而有的则较为激进，甚至引发一些矛盾和冲突，而目的主要也还是集中在“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上（2012年《殡葬管理条例》第二条）

我们已经知道，殡葬改革的迫切性是与当年我们对于殡葬过程中使用土地进行土葬导致所谓土地紧张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从国家层面看，由于涉及人员众多，地域广，民族成份复杂，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传统信仰和习俗问题，随着人们对于死亡的科学认识不断提高，如何处置死者已经成为科学问题和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建设等诸方面的问题。有人认为传统的殡葬方式已经很不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因此，在1997年国务院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和呼声，出台了《殡葬管理条例》，通过引导全国一盘棋的殡葬改革以便促进隶属于民政系统的殡葬产业的改革、发展、转型和管理制度方面的不断完善。实际上，这一条例的出台，让我们看到了殡葬改革的现实紧迫性和未来发展的一些必然趋势。

《条例》在2012年进行了修订，其中第一章第四条规定：“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应当实行火葬；暂不具备条件实行火葬的地区，允许土葬。”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人口稠密地区节约耕地，另外还规定哪些地方可以葬，哪些地方不能葬，《殡葬管理条例》第二章第十条就规定，“禁止在下列地区建造坟墓：（一）耕地、林地；（二）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三）水库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四）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前款规定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应当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而殡葬改革的目的是要“推进殡葬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殡葬管理条例》第二条）从整体上解读，就是殡葬改革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革除的是丧葬陋俗，直接实行火化，改革土葬和相关的所谓陋俗，提倡符合现代文明的节俭的操办丧事。

实际上，殡葬改革涉及的前置性条件主要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土葬及相关的习俗，主要是陋俗。首先，土葬一定是必须改革或去除的吗？与之相关的送终、守丧、埋葬、亲朋好友的互相安慰、帮助与助丧、死后的祭祀甚至是居丧习俗，一定是或简单地可以界定为陋俗吗？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土葬已经有数万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地影响着中国人，包括各族人民。“入土为安”是中国人，包括大量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心理上可以接受的归宿。

历史上的土葬，包括厚葬，使后来的考古让我们解开了许多历史谜团，有的谜团还等待着我们通过墓葬的考古去解开。历史上我们也有过火葬的时期，前述我们曾提到，如宋代，尤其是南宋，也包括元代时期，许多汉族人包括其他民族的人，实行过火葬，但在明代政府的干预下，逐渐弱化，土葬重新成为民众埋葬方式的主流。同时期，我们的一些民族还盛行水葬、天葬、风葬、悬棺葬、岩洞葬等。因此，从殡葬改革的前置性条件来看，主要依据是科学、社会发展和改革陋俗，科学和社会发展，我们不加评论，但把土葬及其相关习俗视同为陋俗，实际上在学术上是值得讨论的。因此，这个前置性条件，我们此次不展开讨论。第二个前置性条件或问题是土葬浪费土地资源，与活人争夺生存空间，但这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伪问题，需要我们进行甄别。第三个前置性条件或问题是土葬浪费木材，因为制作棺材需要耗费大量的木材，这是真实存在的，但这种浪费达到了什么程度，是否是不可持续，其实非常值得学者进行研究。第四个前置性条件或问题是土葬浪费大量的财富，花费非常巨大。这也是一个真问题，但什么样的花费不算浪费，却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进行讨论，尤其是对于土葬花费和火化花费进行比较，才能得到比较科学的结论我们就基于上述问题，进行一些数据采集和简单分析。

殡葬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节约土地使用，为活人空出一些生存空间。我们来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2016年中国国土资源报告》，截至2015年底，全国农用地64545.68万公顷，其中耕地13499.87万公顷（20.25亿亩），园地1432.33万公顷，林地25299.20万公顷，牧地21942.06万公顷，建设用地3859.33万公顷，含城镇村及工矿用地3142.98万公顷。

我们先来看看2013年到2017年全国的死亡数和死亡率，城市与农村的占比情况。

每年死亡900多万人，这个数字非常庞大。传统土葬是要占用土地的，每个坟墓大约占地2—5平方米，有的学者认为平均达到10平方米，即使按10平方米计算，每年实用的土地约为9000万平方米，折合13.50万亩，即9000公顷，但是，城市中市民实行火化(部分少数民族人士例外)是强制性的规定，而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了50%以上，意味着实行土葬的面积大约只需要当下的50%还不到，2017年非城镇化只有38.45%，哪怕我们以一半计，则只有6.75万亩即4500多公顷。从考古学发现的一般情况来看，土葬的坟包，在200年后会完全沉入地表下，上面可以重新再埋葬。我们若以200年为限，每年4500公顷计，则200年需要90万公顷，即0.135亿亩土地。

我们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约为144亿亩，0.135亿亩只占0.094%，如果除去耕地20.25亿亩，园地2.15亿亩，林地37.95亿亩等不能埋葬的60.35亿亩，约有83.65亿亩大约是可以埋葬的，0.135亿亩占83.65亿亩的0.16%，这可是200年累计所占用或使用土地面积。而目前国家征用的土地，2015年是1548.53平方公里，2016年是1713.62平方公里，换算成亩是2015年为232.28万亩，2016年为257.04万亩，两年是489.32万亩。如果以这个为基数，乘以100，即两百年的开发用地则为4.8932亿亩，0.135亿亩只占开发用地的2.76%，重生不重死也就可见一斑了。

从房地地开发的情况来看，2015年购置了22810.70万平方米，待开发36638.48万平方米，则两者相加为89.17万亩；2016年购置22025.25万平方米，待开发35121.01万平方米，两相加约为57146.26万平方米即85.72万亩，两年的房地产用地（不包括开发的）为174.89万亩。如果乘100，即200年的用地，约为1.7489亿亩，土葬用地0.135亿只占它的7.72%。这方面看，死者是如何被轻视也是非常直观，更何况开发用地和房地产用地可都是好地，而埋葬的用地则基本上是荒地和不作耕种之地。

再从国家建成区面积来看，2015年52102.31平方公里，2016年是54331.47平方公里，两者相加为1.596亿亩，而200年的土葬使用土地为0.135亿亩，只占两年建成区的8.46%，这个比例就更是相形见绌了。

如果我们再以每位死者占有5平方米的情况来看的话，则农村人口土葬200年的土地占用仅为45万公顷，即675万亩，只占我们的国土面积144亿亩的0.0469%；只占可以埋葬土地83.65亿亩的0.08%；只占开发土地4.8932亿亩的1.38%；只占房地产开发一部分中1.7489亿亩的3.86%；只占两年建成区面积1.596亿亩的4.2%。

数据可能不是完全准确，但一个人不可能死两次，死者占有的土地则是一次性的，一定是明确的。而活人希望通过房地产等获得财富并不加限制地（当下有的城市已经开始限制）购置房产，从而占有大量的土地，应该也是不争的事实。房叔、房姐的不断出现，甚至个人房屋占有数不断地刷新人们的神经，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只重生，不重死”的民族，在生命存续期间和文化价值观念上失去底线，也就是自然的事。

四、殡葬改革的木材使用或浪费问题

五、传统丧葬的金钱浪费问题

六、对殡葬改革发展的

一些意见和建议

七、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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